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既不能文,又不能武的頂尖大學[轉載]

作者:廖元豪  出處:天下雜誌 448 期 2010/06

為了爭取頂尖大學之 名,上至校長下至學生,投入急功近利的量化遊戲,為申請計劃而研究。不再長遠思考與批判的大學,就是頂尖大學嗎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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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我是個中學生起,就對「大學」與「大學教授」有很高的憧憬。印象裡,大學是一個可以讓學者們沈思、對話,進而創造智慧的環境。許多充滿 智慧的腦袋,不需要亟亟追求立竿見影的效果,而能深遠地思考問題,挑戰既有的價值。就如同陳之藩先生在《旅美小簡》提到,「普林斯頓高等研究所,創立的宗 旨,是給無用之學的學者一個安靜思想、平安吃飯的地方。」這種「爭千秋不爭一時」的氣氛,深深吸引著我。

當我自己成為大學生,我又看到大學吸引我的另一面:在台灣政治民主化的過程中,許多令人尊敬的前輩,運用自己的知識──尤其是對民主法治的認識── 揭露並批判社會的不公不義。對於在威權下習於噤聲、犬儒的台灣社會,這些聲音或許淺顯,仍令年輕的我熱血沸騰。

許多人跟我一樣,看到大學的兩個面向:孕育知識學問,或者批判社會。兩者都在引領價值,促成社會改變。無論是哪一個層面,大學都不是單純順從既有主 流價值,為機器製造齒輪的單位。大學可以「生產」出許多新的、實驗性的、批判性的、跳脫體制的東西。它可以挑戰觀念,重塑標準,而不僅是跟隨別人所訂定的 標準。

然而,這種「超越」或「引領」的地位,似乎一步步在萎縮。

許多在大學任教的朋友,一定都深切感受到這五年來,高等教育的氛圍變化很大。在「五年五百億頂尖大學」、「爭取世界排名」、「教學卓越」以及「大學 評鑑」等計劃之下,大學原有的狂狷氣息早已不見蹤跡。取而代之的,是管理主義造成的唯唯諾諾與繁文縟節。

這些計劃都有一些共同特徵:要求學校提出「量化」的績效數據,並且以各種指標來排序。不僅如此,這些排序、評鑑其實就是國家分配資源的標準。各個大 學不能再躺在那兒等著經費從天而降,而是要努力對外證明自己做了許多事情,有很好的「績效」或「潛力」,因此值得國家投資。

這本來未必不好。它讓大學開始更知道公共課責(public accountability)的重要性:你要從人民的口袋裡拿錢,至少要告訴人民你做了什麼,有什麼貢獻。

拚命寫計劃、燒經費

問題在於,我們這個社會對於「貢獻」的定義,是非常急功近利的。學術工作本質上就未必能在短期(五年?)內看出具體成果。但立法院、教育部,都等不 及。於是制訂了一套規則,要求各大學撰寫,說明自己「有什麼用」!

於是,各大學從校長到教授甚至學生,開始玩這場遊戲。遊戲中最重要的兩個工作是:第一,努力寫計劃爭經費;第二,拚命執行計劃以消耗經費。

競爭遊戲改變了學術圈的行為模式。學者不再是依據自己的興趣與判斷,決定研究方向;而是要設法揣摩上意,並跟隨多數教授去追求「比較可能得到經費」 的計劃。學術本來應該具有獨立、冷靜,並與現實保留適當距離的特性。但如今愈來愈難維持這些特性。

理論上,教授們有身分保障,大可堅持「我行我素」。可是在一個全面動員爭取排名與補助的環境裡,堅持己見就是不合群,就是搗蛋怪咖。資深教師都不好 意思這麼酷,更何況新進教師?結果就是擠壓甚至放棄自己原先的研究,改而「從眾」。如此,非主流的新穎觀念,哪兒能在大學冒出頭?

更可笑的是:在這個氣氛下,教授們花最多力氣的,不是研究教學,而是「寫計劃」與「燒錢執行計劃」。尤其公立大學的會計制度死板之至。人文社會科學 的系所,拿個幾百萬甚至幾千萬元,不能買書不能聘教師,卻只能辦活動。而活動的出席費、稿費,都是二、三十年前的超低標準。結果就是「以量取勝」──活動 辦得多,錢才銷得掉。弄得人人疲於奔命,形銷骨立,但學術實效有多少,真是天曉得!冷眼看著愈來愈忙碌於辦活動的同儕們,不禁會想,「大家愈來愈沒時間讀 書思考,這麼多篇論文是從哪兒生出來的?」

不爭利,也要爭名

坦白說,「經費」這麼重要嗎?對於某些必須花大錢才能買設備、做實驗的科系,或是那些連基本設施或教授待遇都還付不起的學校來說,答案是肯定的。然 而,許多大學或科系,其實未必需要這些額外的經費。學校固定的購書額度、國科會的補助,加上許多委託研究,已經足夠支撐大部份的研究教學。大家心知肚明, 這套經費競爭遊戲對學術發展沒有太大幫助,反而搞得學者們不幹正事,為活動而人仰馬翻。那為什麼不乾脆有風骨一點,不玩這個遊戲呢?

答案是:有些學校不在乎錢,但「名」卻丟不起:入圍「頂尖大學」代表自己是前段班;輸家則被貶低為「次等大學」的羞辱。

於是,這個遊戲更惡質的一面出現了:大學校長與教授們,心知肚明這個遊戲規則大錯特錯。他們也非常清楚,學術環境被這個遊戲搞得多麼墮落。但為了虛 名、排名,沒有人敢登高一呼嚴加批判,甚至逕行說:「咱們不玩這個遊戲!」(其實最有資格這樣批判的,就是一定拿得到經費的台大)還沒「放榜」前,全國菁 英們為了寫計劃爭經費,焚膏繼晷埋頭苦幹,敢怒不敢言;放榜後僥倖獲勝者,則感謝皇恩浩蕩,並以之驕其妻妾。說這是現代科舉,大概相差不遠。

連自己所處環境,都不敢嗆聲的大學及大學教授,如何期待他們對社會不公不義發聲?長遠的學術思考不見了,熱情的社會批判也沒有了,這就是頂尖大學?

(作者為政治大學法律學系副教授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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